佛山市

[英]卡罗尔·哈洛：《全球行政法：原则与价值的追问》，徐霄飞译，毕洪海校，载《清华法治论衡》2011年第1期。

[8]第三，关于民法典的编纂体系，有学者认为应采用德国民法五编制体例，有些学者则认为应借鉴法国民法的编排体例，也有学者提出了自身认可的编排体例。农村土地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可以采取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

从财产责任承担上来看，《民法通则司法解释》第42[14]、43[15]条规定了以公民个人申请登记的个体工商户的债务由家庭共有财产清偿的情况，这似乎使个体工商户超出了自然人的范畴，而《草案》第52条[16]直接将个体工商户分为个人经营和家庭经营两种。参见易继明：《历史视域中的私法统一与民法典的未来》，《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三）宪法不可私法化前提下，如何将宪法规定的民事权利民法化 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规定的是国家基本政治制度和公民基本权利，在一般意义上，宪法被认为是公法的典型代表。由于民事主体的复杂性，关于民事主体的争论和分歧更加公开化、深层化。观乎现今民法典编纂之实践以及理论之探讨，尚可发现理论与实践乃有悖于宪法与民法关系之正当定位，或是对二者的关系置若罔闻、不作回应。

其以家庭财产承担无限责任。有的学者基于法律规定，认为个体工商户应属于微型企业的范畴[33]。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党内监督条例》第37条明确将监察机关与人大、政府、司法机关并列，体现了中央改革国家监察体制的决策部署和党规对改革的引领作用。

此项监察委员会与纪委合署办公，与1993年开始的纪委机关（纪委办事机构）和监察部门合署办公不同，监督主体将层级更高、对象更广、权限更大，原来纪委监督执纪达不到的层级、地方，或无法实施的措施，不仅可通过《党内监督条例》进行，还可依法赋予监察委员会实施，提高权威性，扩大覆盖面。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要为改革试点成功后全面推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创制宪法根据，只能修改宪法【2】。为此，应由中共中央按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的要求，适时正式就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建议，经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讨论后，依照法定程序提出宪法修正案议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会议审议。建立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国家监察组织，应将行政监察，腐败预防，查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以及预防职务犯罪等相关职能，整合成为相对独立的监察权，集中由各级监察委员会行使。

修改《全国人大组织法》和《各级人大常委会监督法》，增加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监督本级监察委员会的工作。因此，应对宪法第89条关于国务院领导和管理监察工作和第107条关于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监察工作的条款进行修改，并在宪法第三章国家机构中单设监察委员会一节，明确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监督执法的性质、反腐败机构和国家监察专责机关的宪法地位以及产生、组成和相互关系。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既要求党依据宪法和法律治国理政，也要求党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根据1948年《韩国宪法》第97条，韩国监察院从属于总统，负责监督财政收支和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履行职责的情况。通过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实现依宪治国和依规治党统一、党内监督与国家监察融合，形成全面覆盖依法履行公职人员的国家监察体制，有利于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监督体系，提升依宪治国的能力。一些公职人员滥用职权、失职渎职、执法犯法甚至徇私枉法严重损害国家法制权威。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涉及国家权力重新配置和结构整合，应适时修改宪法及其相关法等，使改革依宪有序推进。中国监察制度形成于战国时期。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需要。（三）整合成为相对独立的监察权 我国目前权力结构中，对依法履行公职人员的监督，分散于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政府、纪委及其机关、行政监察机关、预防腐败局和检察机关等。

1949年中共中央决定设党的各级纪委作为党内监督机关，同时根据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在县市以上各级政府内，设人民监察机关，以监督各级国家机关和各种公务人员是否履行其职责，并纠举其中之违法失职的机关和人员。（五）赋予监察委员会职权并丰富监察手段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方案时指出：坚持宽打窄用，调查手段要宽、调查决策要严，必须有非常严格的审批程序。

文章来源：《行政管理改革》2017年第3期。为保证公职人员廉洁奉公，古今中外都十分重视监察法律制度。

2016年12月2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标志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拉开了序幕法官作为一项非常特殊性的职业，由其应负的三项基本义务（对当事人负责、对公众负责、对法律负责）构成了最基础的伦理准则，只有合乎伦理准则的人才能成为法官。17．法官等级问题研究。以下对上的请求制度有违法理是如此，以上对下的所谓指导、要求汇报其悖谬之处亦如此。党对司法的领导越具体，越损害党的领导。在这种诉讼模式中，法官相对于检察官而言地位是主动的，权能是在上的。

中国不宜实行法官不党的制度，但如果能建立起保证法官忠实地执行法律的机制，党对司法的领导也就实现了，因为法律不过是党的政策的另一种形式。议会对司法个案进行监督不仅符合我国现行宪法规定的权力关系，而且西方宪政发达国家亦不完全排斥，但是这种程序只能用于对影响特别重大、公众特别关心的司法个案的监督。

一个人如果不能将自我价值的实现寓于对正义的执着追求之中，那他就不是人中之杰，而只有精英才能成为法官。其表现有：（1）审判机构基本上是对应行政区划来设置的，审判人员的管理也是以行政方式来进行的。

由此可见这一制度的重大缺陷，由之不能不令人思考这一制度的存废。法官法对法官的权利能力规定较为具体：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年满23周岁及专科学历等要求，而对行为能力的规定却比较笼统。

法官违背伦理之一项就构成褫夺其资格的条件。一国法制的统一性首先表现为司法权的统一性。法官在一个诉讼过程中，一遇难以定夺的事就向领导、向上级法院请示，每一个具有法律意义的决定作出之前要经主管的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层层签批，是典型的行政化工作模式，是违背司法权的性质的。对司法个案的监督往往是通过人大办公机构领导的批示方式来进行的，谁能找到批示人，谁能找到高权力位阶的批示人，谁就有了左右法官的可能。

如果法官能够命令法官，命令者与被命令者就都不再是法官了。在西方，检察机关要么附设于法院系统内（如法国），要么附设于行政部门内（如德国），要么与行政机构合署（如美国），将检、法并立且直接向议会负责已是世界上为数极少的几个国家的体制，它来自于前苏联的创造。

其一是作为官方代表间接享有一部分权力，其二是作为民间舆论主体身份享有舆论权。如果追究全体法官的责任，就必须实行法官集体责任制，这也明显违背司法权的性质，亦无可操作性。

8．法院工作报告责任研究。法官行政化的直接原因在于物质、政治待遇的缺乏保障，而法官行政化的后果必然是法官的不独立。

目前我国法院的人、财、物均由同级人民政府（在行政级别上还高法院半格）供给，这就注定了司法不能不受制于行政的命运。司法机关一旦受到要求，就必须及时启动司法程序，满足公民的权利要求。当法官都成为能手的时候，司法还有什么理性？ 3．司法工具化问题研究。这些工作制度看似为了减少司法过程中法官个人的恣意与任性，集众人智慧以确保司法结果的公正，实质上是在取消上下位法院之间必要的分权和主审法官应负的责任。

4）在人大监督下审理的案件如果事后证明是错案，谁来负责？人大不承担责任有违权责统一原则。3）审委会无法定工作程序和议事规则规约，违背无程序便无权力的法治定律。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党委对案件的调阅、书记对案件的批示、政法委对案件的协调、党组对案件的讨论往往易曲变为个别人在党的名义下，侵蚀司法独立性，损害司法公正性的借口。就法官的权力而言，具有两大特性：一是均等性，法官之间不存在权力的高低、大小之分。

那些不会适法只会当官的法官应认定其无法官行为能力而剥夺其资格。在一个具体的司法过程中，法官地位中立，检察官代表国家，律师代表当事人，三类人各有其立论角度和发言责任，但他们磨合的目的均指向一个共同的目标——司法公正。